【媒体聚焦】新黔中行·村寨采风(84)惠水县好花红村:“好花红”的文旅效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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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媒体聚焦】新黔中行·村寨采风(84)惠水县好花红村:“好花红”的文旅效应

发布时间:2021-11-16 08:49:16 文章字号:[] 视力保护色:
    贵州上万个村寨,或以方位命名,或以地标命名,唯独惠水县的这个村是以歌来命名的,这在全国都极为少见。

    好花红镇的好花红村,过去叫做辉油村。2001年,辉油村和邻近的岩上村、努力村合并为辉岩村,6年后,又正式以“好花红”来命名。这个名字让人们对这村寨的历史一目了然,脍炙人口且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《好花红调》就在此地发端。
在此之前,我虽没去过好花红村,但也常常在各种文化和旅游新闻中看到它的名字。“2014年,好花红村被授予‘全国首批少数民族村寨’”“2017年,好花红乡村旅游区正式批准成为国家4A级景区”“2020年,叶辛好花红书院正式揭牌,著名作家叶辛任名誉院长”……诸如此类,都是对当地人而言能称得上“大事件”的新闻。
    一首歌而已,竟能作出这么多文章?好奇心驱使我来到这里一探究竟。
    涟江河水在村中蜿蜒而过,村口的辉岩桥横架与河流之上,往村中走去,沿途有大片花田,五彩斑斓盛放正欢。先去收藏有叶辛手稿和他120余部作品的叶辛好花红书院“打卡”,再到有200年历史、记录了村中故事的“中华布依第一堂屋”寻找这里的脉络,顺道又去旁边的枫香染文化陈列馆,了解一下惠水枫香染技艺的精妙。走马观花,我看到了一个成熟的乡村旅游景区,但仍想象不出这里过去的样子。

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科国

    后来,我在村口的“咆汤农家乐”见到了店主王科国。他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,斜靠着身子,轻巧地哼唱:“好花红来,好花红诶,好花生在刺藜蓬诶……”似乎与这景区融为一体,眼神中却有几分疏离。
    “他就是我们这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《好花红调》代表性传承人。”带我在村里参观的村干部介绍。我内心有些惊讶,说实话,仅从外表来看,他略显粗犷的外形与布依族的柔美曲调反差不小。
王科国像招待所有食客一样招待我们。他把装了茶水的透明塑料杯推到我们面前,熟练地与我攀谈起来。
    “以前村里完全不是这个样子,我的日子也没这么安逸。”他唱歌时的声音清澈柔亮,但说起话来竟带有一丝沙哑,“大概是在第一届好花红艺术节举办之后,村里才开始有了游客。”那是2001年,互联网刚刚起步的年代,“明星”通常只出现在电视机里。但在那年11月,在临时搭建于村中的隆重舞台上,王科国见到了蒋大为、李丹阳、龚林娜等知名歌唱家。闻讯赶来的各地观众挤满了这个并不富裕的小村庄,“我有个嬢嬢,她挑井水来在路边卖,一天挣了300多元!”那两天的盛况直到现在还深深刻在王科国的脑海中。

好花红村的中华布依第一堂屋

    希望靠明星效应吸引游客的当地旅游部门,又鼓励村民开办农家乐,凡愿意开办的村民,村委免费为他们置办四五套桌椅。住在村口的王科国就是那时候开办起农家乐的。
小小一间屋子,几套桌椅,连招牌也来不及想,旁边还保留着自己家的农田,王科国的农家乐就这么毫无章法地开了起来。那时,刚合并的辉岩村依旧是一个普通的布依族村寨,好花红艺术节虽然制造了一场轰动,但这效应却没有维持太久,王科国的农家乐也没有多少客人。还好,王科国还年轻,不过30多岁,他有另一份赖以生存的工作——卖猪肉。这是一份体力活,每天凌晨三四点,他就必须起床将处理好的生猪洗干净,然后运到镇上销售。
王科国知道,之所以能办那场让人刮目相看的艺术节,完全是因为那首红了许多年的《好花红》。而这首诞生于20世纪初的古老民歌,与王科国之间又有十分密切的关系。

中华布依第一堂屋中的王氏家训

    《好花红》是布依族民间小调好花红调中的一首歌曲,旋律简单,歌词朗朗上口。布依寨里的男女老少对唱歌这门技能似乎是无师自通,在王科国的记忆中,似乎从自己会说话开始就已经能跟着长辈哼唱几句了。爷爷常给王科国提起自己的光荣往事:“1953年的时候,乡政府叫我们去唱《好花红》,后来好花红调就在全国传唱起来了。”那时,中国作曲家罗宗贤和贵州省歌舞团的黄江帆、曹玉凤等,在惠水偶然听到了《好花红》这首民歌,觉得十分悦耳,便请到王科国的爷爷等人现场演唱,后又根据好花红调创作歌词,推出了《桂花开放幸福来》,在全国迅速传播。两年后,黄江帆、曹玉凤等省里的音乐家再度邀请村民演唱,将这首歌进行修改、整理,最终让《好花红》流传至今。此后,村里的秦跃珍、王琴慧两位布依族妇女,先后在贵州省第一届工农业余文艺会演、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艺术会演中演唱了这首歌,再度让这首歌传遍大江南北。在随后的几十年中,这首歌频繁亮相于各种场合,不仅在受国家领导接见时演唱得到好评,也在民间文学遗产抢救中,被收录到《布依歌谣集成》中,既登上了全国杂志,也作为影视配乐,出现在电影《山寨火种》和电视剧《布依女》中,还被创作成歌舞作品登上全国舞台,摘得第十届文华新剧目奖……
    爷爷当年的演唱算是将《好花红》推向全国的起点,而王科国遗传了爷爷的好歌喉,每年“六月六”布依族歌节时,他总会亮一亮好嗓子,惊艳众人。到了1985年左右,年轻的王科国便得到县文化馆的培训机会,并参与到县里组织的文艺宣传队中,走村串寨四处演唱,《好花红》当然是他的必唱曲目之一。
    王科国的歌声是出了名的,但在开办农家乐之前,他还没有想过这首民歌能为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。

中华布依第一堂屋陈列的布依族老物件

    直到2003年,他似乎察觉到了一些不同。这一年,辉岩村所属的毛家苑乡更名好花红乡,以一首歌来命名一个乡镇,让村里人感到十分新鲜。仅仅过了4年,辉岩村也变了,王科国熟悉的歌曲《好花红》竟成了这个村的名字,又过了一年,《好花红调》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    王科国感觉,辉岩村更名多少与《好花红调》被列为国家级非遗有关。他亲眼所见的村寨变化,似乎也在印证着自己的猜想。那些古老的布依族木屋成了游客们观赏的对象,乡村小道竟也能让人们体验到乐趣,最重要的是,他唱歌时,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。

枫香染文化陈列馆中的陈设

王科国唱歌从不讲究场合和舞台,兴致来了,走在路上也能放声高歌一曲。随着好花红村的游客越来越多,那间昔日冷清的农家乐便成了他的“舞台”。站在院子里,刚一打开歌喉,人们便迅速以他为中心围成一圈。他隐隐感受到,“好花红”三个字不再仅是一首乡间小区,已经成为一种现象,一个品牌。

过了40岁,王科国的孩子们便劝他放下卖猪肉的生意,专心经营农家乐,过点轻松的生活。而好花红村也如他期待的那样,连续几年里迅速改头换面,越来越像一个旅游景区的模样。

不再经营猪肉生意的王科国多了不少时间,也多了一些新的身份。《好花红调》成为国家级非遗之后,王科国也顺理成章成为非遗传承人,承担起了教授《好花红》的责任。2011年3月,他换上一身布依族传统服饰,登上小学课堂的讲台。过去,他都是在山坡上唱,在田野间唱,如今,却走进了教室,面对着一群学生演唱。他感觉有些奇妙,一时不知是《好花红》在传播他,还是他在传播《好花红》。

叶辛好花红书院

    《好花红调》曲式简单,演唱时可即兴填词,教授起来并不算难。王科国断断续续培养出不少年轻人才,在后来的各种比赛和演出中,屡获奖项。到了2017年,省文旅厅非遗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好花红村,与王科国见了一面。
    “申请国家级非遗传承人?”王科国有些惊喜也有些惊讶,没有想到自己年过半百,还能有一个“国字头”的新身份。
    会熟练运用《好花红调》的年轻人越来越多,那首曾经频繁“出圈”的《好花红》也常演常新,村里接二连三迎来大事,王科国却萌生了退居二线的想法。“我店里还有一套价值4万多的音响,平时营业兴致来了也会唱上两首,但演出就算了,机会留给年轻人。”他的笑容里夹杂着一丝羞怯,“我文化不高,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比我强了,他们能熟练地用好花红调唱出党的最新好政策,我怕我一知半解,不敢乱唱,闹笑话。”

王科国将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证书放在木柜上展示

    时间早已过了中午饭点,王科国的“咆汤农家乐”里没有客人,游客都进入村庄在花田里拍照、在古建筑里参观去了。王科国把桌椅摆放整齐,打扫了一下院落。餐桌旁的木柜上,摆放了不少他曾经演出的照片,还有那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证书。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,他又羞怯地坐在那张长椅上,哼唱起不知唱了多少遍的《好花红》:“好花生在剌藜树,哪朵向阳哪朵红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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